所谓声誉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警戒，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其精神上等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等处罚形式。

[49]譬如分析法官援用宪法的行为动因、法官对宪法文本的认知、认可程度等。但事实上，我国法院援用宪法的目的并不在于穷尽法律规则后为实现个案正义才直接适用宪法，弥补法律漏洞，而仅仅是一种补强说理的行为。

在实践中，公民依据宪法主张某些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如《拆迁条例》）违反宪法的主张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法院无权进行合宪性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动力移送敏感的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也需要进行可能性评估。正因为未知，相关的经验研究才具有不断的吸引力。中国宪法学界愈发注重实践性和本土化，强调中国宪法学的问题意识，[2]忽视中国宪法体制、简单照搬外国经验的研究套路在当下越发失去了市场，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研究也从集体跑题[3]的窘境中被拉回正轨，由法院主导合宪性审查的狂想亦成为昨日旧梦。不过，我国宪法学界对于这种研究的深度还不够，其研究的可能性还有待进一步评估。事实证明，法院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案件中，只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保障公民的法律权利，即使不援用相关宪法条款依然能够彰显宪法精神。

第三，在有限的空间内提炼宪法实践的本土资源。张静与天津阳光壹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1民终1753号。虽然各立法和司法主体均可以对下位阶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它们在程序上并不构成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前提条件。

更何况，相对于原法律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人员构成和工作机制上尚未发生大的变动。在宪法尚未直接进入司法裁判过程的现实条件下，它要求法院应当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即尽可能按照与宪法相一致的方式解释其所适用的裁判依据。这些举措明确了今后我国实施宪法的重点，同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合宪性审查制度具体该如何展开，如何理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3]参见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解释性建构》，《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在适用范围上，第二层次的审查无法被适用于法律（狭义），其他层次的审查可以被适用于上述所有类型的法律规范。一方面，既有研究中的某些观点预设了通过弱司法审查维护法秩序的功能立场。

其次，弱司法审查制度是英联邦国家在制定成文权利法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得到权利法案认可的公民权利提供保障和救济，暗合了无救济便无权利的思想。[32] 审查是指检查核对是否正确妥当，[33]是一种中性行为，并不带有领导和支配他人看法的意思。国内的相关研究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没有清楚地认识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混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6]参见张鹏：《加拿大司法审查对话体制的比较优势与运行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最后，对于弱司法审查制度所指向的各权力主体而言，公民权利在规范上构成它们各自行为的底线。作为合宪性审查义务规范体系的分则，我国《宪法》除了上述规定的其他部分、我国《立法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中的相关条款将总则的要求进行分解，把合宪性审查义务施加给各级立法和司法主体。[40]事实上，一种更加务实的进路是，把针对我国《宪法》第131条的规范性视角前移，要求法院确保其所适用的裁判依据是合宪的。

在此链条中，合宪性审查只是其中一环而非唯一环节。[38] 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层面，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该法第6条规定各项自治措施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

（2）规定了议会在立法前进行权利审查的义务。[39]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然而，国内学者把法院和议会作为弱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研究对象，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与完全依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一元化审查机制相比，体系化的审查机制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目标。弱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流行于英联邦国家内部的制度形式，它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合宪性审查的权力配置研究（项目编号：2018M641584）的阶段性成果。为了提高立法的理性并降低侵权的可能，弱司法审查制度将规范视角前移至政府起草立法阶段，要求政府在起草法律草案的过程中主动审查与权利法案的一致性，由此形成了一致性报告制度。这有利于议会在审议过程中明确问题焦点，提高立法效率。

第二，弱司法审查制度包含的各种措施在我国是否具有适用性。三是英国的不一致宣告模式。

加拿大要求司法部部长在发现不一致的第一时间向议会报告，新西兰要求检察总长在向议会引入法案之时或者之后进行报告，英国则要求政府部长在议会进行二读程序之前进行报告。这不仅是对地方民主意志的尊重，也是回应地方治理需求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为解决全国性问题积累地方经验。

[3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82页。另一方面，我国《立法法》第97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

然而，当我们在规范层面利用这一概念来指导构建本国宪法实施制度时，就必须慎之又慎。并且，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看，弱司法审查的表述的确存在不周延之处，它只指向议会和法院两大权力主体，没有直观体现政府的角色。[11]这两种观点从立法前与立法后的视角出发，分别将立法过程中的审查和司法审查作为弱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特征，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在军事立法层面，主要存在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两种规范。

如果我国实施宪法的制度需求有别于英联邦国家，那么我国就应当立足本土的现实需要，审慎地判断我国是否或者可以在何种意义上借鉴弱司法审查制度。[39]这种尝试固然有其价值，但目前尚未被普遍接受。

为了履行该义务，各级立法主体必须在立法过程中检查、核实法律规范与宪法的一致性，这与合宪性审查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第三层次是法律规范生效后有权机关在决定是否改变和撤销争议立法时进行的审查，审查主体是我国《宪法》和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有权改变和撤销下位阶立法的机关。

在实践中，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愈发重视宪法的实体性实施。因此，不适当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不合法、不合宪，也包括不合理、不公平。

[20]参见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通过笔者于本文中的梳理可以看出，弱司法审查在英联邦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从内容上看，上述四种宪法实施形式都是为了填充我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使宪法规定的具体事项能够落到实处，但是并没有专门提到落实宪法权利条款。为此，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目标是什么。

受英联邦国家启发，国内学者尝试从弱司法审查的视角重新理解我国的宪制安排。[28]参见前注[4]，王锴文。

一般而言，经济特区法规、为执行法律（狭义）而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为执行法律（狭义）、行政法规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性质上属于执行性法规，针对它们进行的主要是合法性审查。作为在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宪法学者，图施耐特（Mark Tushnet）和佩里（Michael Perry）等人多是从法院和议会关系的角度定义弱司法审查制度的，[25]他们的研究深刻影响了国内学者的原初认知。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75条，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根据英国《人权法》第3条和第4条，法院应当尽可能按照与权利条款相一致的方式解释议会立法，否则法院有权发出议会立法与《人权法》不一致的宣告，但宣告不能影响议会立法的效力。